陈平原: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“读书”

阅读这一行为,在我看来,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,值得再三玩赏。在这个意义上,阅读既是手段,也是目的。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,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。在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的后记中,我引了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“任诞篇”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。真希望“读书”也能到达这个境界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”,何必考试?何必拿学位?何必非有著述不可?当然,如此无牵无挂、自由自在的“读书”,是一种理想境界,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。但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一、读书的定义

什么叫“读书”,动词还是名词,广义还是狭义,是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读书,还是“学得好不如长得好,长得好不如嫁得好”的读书?看来,谈论“读书”,还真得先下个定义。

“读书”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。朋友见面打招呼:“你还在读书?”那意思是说,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、复习、考试等煎熬。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,那就可以坦然回答:活到老学到老,这么大年纪,还“背着那书包上学堂”,一点也不奇怪。

“读书”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。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,就是说,不擅长使枪弄棒,也不是“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”。过去称读书郎、书生,现在则是教授、作家、研究员,还有许多以阅读、写作、思考、表达为生的。

“读书”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。“都什么时候了,还手不释卷?”春节放假,你还沉湎书海,不出外游览,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。

“读书”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。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,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,读不读书,不仅关涉举动,还影响精神。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《阅读史》(2002),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 1857 年的一句话:“阅读是为了活着。”这么说,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,不就成了行尸走肉?这也太可怕了。还是中国人温和些,你不读书,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、懒惰、不上进。宋人黄庭坚《与子飞子均子予书》称:“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,则俗尘生其间,照镜觉面目可憎,对人亦语言无味也。”问题是,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,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,这可就麻烦大了。

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,得看语境,也看趣味。以前说“学而优则仕”,现在变了,是“仕而优则学”——这后一个“学”,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,“‘官大学问大”嘛。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,让人哭笑不得。如果有一天,连学校里看大门的,也都有了博士学位,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。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“考博”,我心里凉了半截,我当然晓得,都是找工作给逼的。这你就很容易明白,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,一踏出校门,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,还美其名曰“实践出真知”。

想到这些,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,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。在北大教书,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;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“旁听生”,我也不敢轻视,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,教室里有位子,你尽管坐下来听。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,其实更适合孔夫子“有教无类”的设想。

拿学位必须读书,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。这其中的距离,何止十万八千里。1917 年,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,开学演讲时,专门谈这问题,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,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(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》)。第二年开学,蔡先生再次强调: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,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,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。”(《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》)日后回想北大十年,蔡先生很得意,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(参见《我在教育界的经验》以及《自写年谱》)。现在看来,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,成为“贩卖知识之所”的大学,以及视大学为“养成资格之所”的学生,当今中国,比比皆是。

大致感觉是,今日中国,“博士”吃香,但“读书人”落寞。所谓“手不释卷”,变得很不合时宜了。至于你说读书能“脱俗”,人家不稀罕;不只不忌讳“俗气”,还以俗为雅,甚至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。

二、读书的成本

现在流行一个说法,叫“经济学帝国主义”,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,不只谈经济,还谈政治、文化、道德、审美等,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于是,讲机会,讲效率,讲成本核算,成了最大的时尚。你说“读书”,好吧,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,看是否值得。学生选择专业,除个人兴趣外,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,这我理解。我不谈这些,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“读书”。

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“书籍”,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“读书”之间,有某种微妙的关系,值得仔细钩稽。这里所谈论的“读书成本”,带有戏拟的成分,可博诸位一笑。

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。这么多劝学诗文,最有趣的,莫过于《礼拜六》的说法:“买笑耗金钱,觅醉碍健康,顾曲苦喧嚣,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。”也就是说,读书好,好在既便宜,又卫生。“一编在手,万虑都忘,劳瘁一周,安闲此日,不亦快哉!”(王钝根《<礼拜六>出版赘言》)《礼拜六》诸君越说越邪乎,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:“宁可不娶小老嬷,不可不看《礼拜六》。”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,叶圣陶撰《侮辱人们的人》,称:“这实在一种侮辱,普遍的侮辱,他们侮辱自己,侮辱文学,更侮辱他人!”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,当然是噱头,不可取;可也说出实情: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,书价下降,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,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。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,是这样。我说的不是赌博、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,比起看电影,听歌剧,观赏芭蕾舞、交响乐来,读书还是最便宜的——尽管书价越来越贵。

现在好了,大学生在校园里,可以免费上网;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、史学、哲学名著,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。好歹受过高等教育,工作之余,你干什么?总不能老逛街吧?听大歌剧、看芭蕾舞,很高雅,可太贵了,只能偶尔为之。于是,逛书店,进图书馆,网上阅读等,成了日常功课。可问题又来了,阅读需要时间。

十几年前,在香港访学,跟那里的教授聊天,说你们拿那么多钱,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,实在让人不佩服。人家说,这你就外行了,正因为钱多,必须消费,没时间读书。想想也有道理。大家都说七七、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,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,一心向学,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,还有一点,那时的诱惑少。不像今天的孩子们,目迷五色,要抵抗,很难。我的经验是,穷人的孩子好读书,一半是天性,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;一半则是无奈,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。不过,没关系,这种选择的限制,有时因祸得福。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,对财力要求不太高,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。

三、读书的姿态

在学界享有盛名的《读书》杂志,创刊号上有一名文《读书无禁区》,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。人为地划定禁区,说这些书能读,那些书不能读,未必有效果。历朝历代,那么多禁书令,全都行不通。越是朝廷查禁的书,读书人越感兴趣。不是说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吗,那可是很高雅的。就说《金瓶梅》吧,经常被禁,可士大夫家置一编,不放在桌子上而已。

读书没禁区,可阅读有路径。也就是说,有人会读书,有人不会,或不太会读书。只说“开卷有益”,还不够。读书,读什么书,怎么读?有两个说法,值得推荐。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,他在《忘山庐日记》中说,书无新旧,无雅俗,就看你的眼光。以新眼读旧书,旧书皆新;反过来,以旧眼读新书,新书皆旧。

林语堂说的更有趣:只读极上流的,以及极下流的书。中流的书不读,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,人云亦云。最上流的书必须读,这不用说,谁都会这么认为。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?极下流的书里,泥沙混杂,你可以沙里淘金——因为社会偏见,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,最初都曾被查禁。还有一点,读这种书的人少,你偶尔引述,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。很多写文章的人,都有这习惯,即避开大路,专寻小径,显得特有眼光。这策略,有好有坏。

金克木有篇文章,题目叫《书读完了》,收在《燕啄春泥》(人民日报出版社,1987)中,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,少时见夏曾佑,夏感慨:“你能读外国书,很好;我只能读中国书,都读完了,没得读了。”他当时很惊讶,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;等到自己也老了,才觉得有道理: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,是读得完的。这是教人家读原典,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,要截断众流,从头说起。

其实,所谓的“经典”,并不是凝固不变的;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、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,经典的定义在移动。谈“经典”,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。善读书的,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,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、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。补充一句,我主张“读经典”,但不主张“读经”——后者有特定含义,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,未免太狭隘了。

谈到读书,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。你的书,是搁在厕所里,还是堆在书桌上,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,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,阅读的姿态不同,效果也不一样。为什么?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,再往深里说,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。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,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。

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·随便翻翻》中说,自己有个“随便翻翻”的阅读习惯:“书在手头,不管它是什么,总要拿来翻一下,或者看一遍序目,或者读几叶内容”;不用心,不费力,拿这玩意来作消遣,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,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,翻来翻去,眼界自然开阔,不太容易受骗。

这“随便翻翻”的意思,接近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所说的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。可必须记得,鲁迅说了,这不是读书的全部,是“当作消闲的读书”,“如果弄得不好,会受害也说不定的”。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,怕你胶柱鼓瑟,说完了,自我调侃,甚至自我消解,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。确实如此,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。

就拿治小说史来说,鲁迅称:“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”(《不是信》)。将《古小说钩沉》、《唐宋传奇集》、《小说旧闻钞》三书,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相对照,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。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、离题万里的才子来,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;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,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。可几十年过去了,尘埃落定,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“名著”烟消云散,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却依然屹立,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。

回到读书,该“随便翻翻”时,你尽可洒脱;可到了需要“扎死寨,打硬仗”的时候,你可千万马虎不得。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,都拣好玩的说,弄得不知底细的,以为读书很轻松,一点都不费力气。你要这么想,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,二者合而观之,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。

四、读书的乐趣

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,读书与职业之间,存在着某种联系。大学里,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,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,也未免太可惜了。理想的状态是,不只习得精湛的“专业技能”,更养成高远的“学术志向”与醇厚的“读书趣味”。

读书必须求解,但如何求解,有三种可能性:好读书,不求甚解——那是名士读书;好读书且求甚解——那是学者读书;不读书,好求甚解——这叫豪杰读书。后面这句,是对于晚清“豪杰译作”的戏拟。自由发挥,随意曲解,虽说别具一格,却不是“读书”的正路。

陶渊明的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,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,才有意义:“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。这里关注的是心境。所谓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”,如何解说?为自家功名读书,为父母期待读书,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,都有点令人担忧。为读书而读书——据叶圣陶称,郑振铎谈及书籍,有句口头禅“喜欢得弗得了”(《<西谛书话>序》)——那才叫真爱书,真爱读书。读书这一行为自身,也就有了意义,不必“黄金屋”或“颜如玉”来当药引。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,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“著书都为稻粱谋”,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古之学者,读书有得,忍不住了,只好著述;今之学者,则是为著述而读书。今日中国,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,学美国,“不出版,就死亡”。于是,大家见面,不问读了什么好书,只问出了什么新书,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。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,还读不读书。我的感觉是,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,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。

作为学者,你整天手不释卷,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,也会走向另一极端,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。十几年前,为了撰写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,我猛读了很多好的、坏的武侠小说。读伤了,以致很长时间里,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。真希望有一天,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,自由自在地读书。我写过两本闲书《阅读日本》和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,那不是逞能,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。

阅读这一行为,在我看来,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,值得再三玩赏。在这个意义上,阅读既是手段,也是目的。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,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。在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的后记中,我引了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“任诞篇”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。真希望“读书”也能到达这个境界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”,何必考试?何必拿学位?何必非有著述不可?当然,如此无牵无挂、自由自在的“读书”,是一种理想境界,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。但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陶渊明所说的“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,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;不仅“忘食”,还可能忘了生死。刚才提到的《阅读史》中,有一幅摄于 1940 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,很感人。坍塌的图书馆,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,瓦砾堆中,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。这固然是对抗厄运,坚信未来,但也不妨解读为:“阅读”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,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。这本书中,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,很好看;遗憾的是,关于中国的,只有一幅 16 世纪的版刻,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。

五、读书的策略

读书,读什么书?读经典还是读时尚,读硬的还是读软的,读雅的还是读俗的,专家各有说法。除此之外,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。我的建议是,读文学书。为什么?因为没用。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,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。今人读书过于势利,事事讲求实用,这不好。经济、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,这不用说,世人都晓得。我想说的是,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,同样不能忽略。当然,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,文学太软弱了,无法拯世济民;可那也不对,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。

两年前,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,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:中国文学世界第一;研究中国,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。公开发表时,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,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,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。可后面这句,其实很在理。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,照样可以广大,可以深邃。而且,我特别看重一点:从文学研究入手,容易做到体贴入微,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。所有这些,都并非可有可无,不是装饰品,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。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,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,你就明白,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,普遍不是太多,而是太少、太浅。

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,确实应该发扬光大,因此,建国学院,修清史,编《儒藏》,我都没意见。我想提醒的是,今天谈“传统”,有两个不同的含义。晚清以降,中国人与西学对话、抗争、融合,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,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。比如,谈文学,你只讲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关汉卿、曹雪芹,不讲鲁迅,行吗?说到现代文学,因为是我的老本行,不免多说两句。不是招生广告,而是有感而发。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,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,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,大谈“民族自信心”,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。回过头来,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,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。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,但也警惕可能的“沉渣泛起”。

说到读书的策略,我的意见很简单:第一,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;第二,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;第三,所有的阅读,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,这样,才不至于读死书,读书死。

古今中外,“劝学文”汗牛充栋,你我都听了,效果如何?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“取经”,但真管用的很少。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,作为演讲的结语。章先生再三强调,平生学问,得之于师长的,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“1910 年”条有言:“余学虽有师友讲习,然得于忧患者多。”而在 1912 年的《章太炎先生答问》中,又有这么两段:“学问只在自修,事事要先生讲,讲不了许多。”“曲园先生,吾师也,然非作八股,读书有不明白处,则问之。”合起来,就三句话:学问以自修为主;不明白处则问之;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。借花献佛,这就是我所理解的“读书的诀窍”。

注:本文为陈平原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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