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要有“产品意识”:提取组合再创造

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,我需要再次声明,“读书方法论”的全部讨论是针对求知性阅读或终身学习而言的。也就是说,当我们把阅读定义为个人学习成长不可替代的途径时,对阅读“有用性”的强调以及相应的规划设计才是必不可少的。

read-and-product

很难说这样的阅读是轻松愉悦的,因为多数时候,我们要在重重困扰中寻求明朗、在举步维艰中迎难而上、在目标诱惑下攻坚克难。这样的阅读需要持续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,追求效益最大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考虑。相比于“学有所获”的笼统体验,可检视的“产品”更能代表我们的阅读收益。

当我说“产品”的时候,其实是把阅读视为一个再生产的过程。阅读者不仅要虚心做“宾”,追随作者,出入字里行间,尽可能多地获得书中的知识与思想;还要以己为“主”,取鉴作者,把书上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。具体而言,这个再生产过程包括提取、组合和创造三种行为,三者又分别对应着若干“产品”。

首先,对书中内容进行多方提取。尽管我认为再复杂的书都可以浓缩为一两句话,但每本书的内容又是极其丰富的,如果仅仅获其主旨,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。事实上,任何一本书可供我们提取的东西都有很多,概而言之有四个方面:问题、视角、观点和素材,即书中探讨了哪些问题或议题,对此提出了哪些观点,是从什么视角分析问题、表达观点的, 运用了哪些素材,等等。这样提取出的内容,看上去也许有点散碎,但脉络是清晰的。无论是批注在书页上,还是记在笔记里,都是阅读的初级产品,简练直观,不仅便于记忆,而且随时可查阅。

其次,要对知识进行多维组合。倡导“整体性学习策略”的加拿大学霸斯科特・扬认为,知识是整体性的,学得好的人总在寻求知识之间的关联,将零散的知识点和信息编织到知识网络中。除了想象,没有人能真正掌握整体性知识,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,从不同维度、尽可能多地建立知识之间的关联。比如,黄武雄在《台湾教育的重建》一书中提出教师应该形成“尊重与自由的人格”,如果读过法兰克福学派先驱狄奥多・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经典之作《权威人格》,则很容易把这两种人格进行联系、对比,对我们反思和改进师生关系极具启示。这样的关联和组合进行得越多,我们的阅读收获就越大。如果加以记录和整理,就会形成很有价值的读书笔记和报告,可以很方便地用于展示和交流。

最后,是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和文本的创造。我们在阅读中获得别人的思想观点、思维方式或案例素材,不是为了填充自己的“容器”,而是要引发碰撞,产生新知识、新思路、新思想。比如,在读过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后,我偶然看到一篇学术论文以“离土中国”为题,分析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后的农村现状,颇有新意和解释力。后来,当我延续这两篇文献思考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“圈地建城”现象时,头脑里突然冒出“毁土中国”的概念。某次研讨农村社会变迁,我以“毁土中国”为题做了陈述,反响颇为热烈。通过这样的创造,我们往往能写出比较有新意的随笔文章和学术论文。这应该是最高形态的阅读“产品”了。

同样是读书,产出大、产品多的人,必定比其他人拥有更好的阅读效果,这对应的是更强的学习能力。一个人的学习能力越强,其人生的可塑性就越好、可能性也越大——在日月如梭的时光流逝中,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我们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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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中国教育新闻网
作者:张以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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